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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用周其仁自己的话来说，“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机会，我是一个也不放过。” 早年间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开展实地调研，一去就是几十天；一次有关方面组织去横店调研，很多学者转了一天就打道回府了，周其仁在现场足足跑了10天，把相关之人全都问了个遍；他想研究科龙，听说潘宁（科龙集团原董事长）被请到了石家庄，他凌晨3点从北京驱车前往，上午听课，下午恰好赶上科龙驻石家庄的汽车没办妥进京证——周其仁自荐做了“司机”，开着自己的车把潘宁一路送到首都机场。

　　周其仁：我们的制造商用在客户身上的时间太少了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的由来就是“后发经济”——很多企业是靠大批量仿造起来的，看到别人汽车卖得好，就抄作业，也要造汽车，我们对技术的重视也是出于这个动因。但其实作业最难抄的部分，是“思考过程”，而不是最终答案。比如“汽车卖得好”，背后隐含着一个抉择——卖给谁，这才是首要判断，是真正让企业成功的能力所在。所以说，大量的功夫是要花在生产之前的，很多企业只看到结果，以为别人卖得好，我们造出来也能卖得好，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奏效的，因为刚开始供不应求，等到汽车造得满大街都是的时候，问题就暴露了，产品就卖不动了。

　　周其仁：我之前还会给一些建议，但是这几年跟着企业做研究，可以说重塑了我的世界观：为什么要一直劝地方政府改革？你搞得不好，企业自然会到搞得好的地方去——就是这么简单，像当年开放推动改革一样，地方政府的改革也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倒逼的。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跟企业讲，政府哪里都有，政商关系在哪里都需要面对，但有一条很重要，你去打交道的政府是单数还是复数，复数的话，就有更大的博弈空间。所以，企业要做活水，要有“动”的意识和能力。